拒絕遺忘：為了一種新的敘事 Copy1

　　從我工作室的窗口向東南方向眺望，不遠處就是那個著名歷史遺跡的所在。冥冥中的緣分，而今我與那座遺址都處于同一座島上。近百年前的那個秋日，長篇小說《烏江引》(人民文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2年2月)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那位名叫曾希圣的年輕人，他和其兄長就是一路南下來到這個長洲島，來到這所黃埔軍校。豈料后來風云突變，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及至1934年秋，主力紅軍被迫轉移，黃埔四期的曾希圣已是中革軍委二局局長了。

　　二萬五千里長征是在“走夜路”，好在這支“夜行軍”有照明引路的“燈籠”，這便是中革軍委二局的破譯情報。二局隨時都要回答黨中央和軍委首長最為關切的問題：敵人在哪里?

　　回望那段遙遠的歷史，有時恍若有某種夢幻之感。夢幻中的夜行軍，他們一次次絕處逢生，歷經(jīng)千難萬險終于走向黎明。這是軍事上的勝利，也是人類意志和智慧的勝利。那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些“特殊中的特殊”——軍委二局的破譯者，長征途中他們幾乎破譯了敵軍所有情報，而敵軍對于紅軍的情報卻是一無所獲。這是人類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情報戰(zhàn)特例。

　　關于80多年前的那場長征，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諸如此類的故事幾乎已是盡人皆知，此乃一部宏大史詩的相關章節(jié)。《烏江引》所要呈現(xiàn)的是這部宏大史詩的“副歌”，是鮮為人知的另一個傳奇。長征密電全新解密，由此為人們解開長征史詩的另一個“密碼”。這部“副歌”的主角其實只有軍委二局的三個人：局長曾希圣、破譯科科長曹祥仁、破譯科副科長鄒畢兆。毛澤東曾說：“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

　　長征密碼情報戰(zhàn)，這是一場“無形之戰(zhàn)”。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者，有了二局的大量解密文獻，如何以文學的形式呈現(xiàn)那樣一段秘史，此亦是一個考驗我想象力的大難題。

　　《烏江引》是基于準確可考的史實而創(chuàng)作，這個題材給予我想象和虛構的空間其實是很小的。如果做成紀實類的非虛構體裁作品，倒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然而我決意要將這個題材做成具有文學純度的長篇小說，一部在敘事形式上具有獨特結構、視角、語感和節(jié)奏的小說文本，一個獨具美學特質的“高級文本”。

　　所謂“高級文本”，必然要具有很講究的敘事策略。譬如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我們似乎很少有人談論其敘事之美。就敘事技巧而言，這部作品其實是比我們很多紀實類作品講究得多，這也是我所欣賞的“高級文本”。

　　斯諾將陜北連綿不斷的黃土高坡喻作詹姆斯·喬伊斯的長句，令人昏昏欲睡的長句。很多年前，我也曾在軍校圖書館里抱著一本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英文原著，昏昏欲睡地啃了很多日子。那時我也有幸讀到了賽珍珠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地》英文原著，我至今依然認為賽珍珠也是為我們所低估的一個作家?！洞蟮亍穼懙氖俏覀冎袊@片大地，而《烏江引》的故事也有“土地革命”這個大背景。母校的那座圖書館，給了我一個世界文學的大視野。小說風格固然可有很多種，但我更愛具有形式美感的作品。要為獨特的內容找到一個獨特的形式，甚至是最佳形式。在我看來，一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經(jīng)典作品也理應具有形式的美感。

　　對于小說形式美感的注重，對于這種小說藝術現(xiàn)代性的感知，始于我多年的文學修煉，我有能力以小說的形式呈現(xiàn)這個傳奇，有能力在純粹的史實和虛構的想象之間建構一種新文體。那些傳奇中的人物，他們也到了被更多人知曉的時候了。

　　于是就有了這部《烏江引》。我希望這是一個“高級文本”。就作品形式而言，我甚至也著力為《烏江引》營造一種整體結構上的節(jié)奏感。為此，我嚴格限定第一部《速寫》約占全書四分之三的篇幅，第二部《側影》約占四分之一。就敘事視角而言，我嚴格限定人物活動的“景深”：前景是曾、曹、鄒這“破譯三杰”，后景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袖，后者是以前者的視角出現(xiàn)。又如在敘事語言方面，我力求還原當時的語境。譬如，在海量的文獻閱讀中我發(fā)現(xiàn)，那時很多人在量詞的使用上并非總用“個”字，他們不說“這個土豪”，而是說“這只土豪”。又如，彼時各級指戰(zhàn)員他們在口語中并非是喊“政委”，而是“政治委員”。即令是在萬萬火急的危情時刻，他們也不用這簡稱。諸如此類的修辭細節(jié)，都是構成一個高品質文本的必要元素。我深知即便是處理這樣一個“重大歷史題材”，語言也依然應是小說品質的第一元素。

　　這是一次高難度的創(chuàng)作。黨和軍隊領袖人物的出現(xiàn)，對于作者來說，就不只是要遵從一個“大事不虛”的一般原則，這里所有的細節(jié)必須言之有據(jù)。我試圖以獨特的構思解決這個難題，最終文本所呈現(xiàn)的這種“亦文亦史，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正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敘事文本的質感。在這個獨特的結構形式中，第一部《速寫》與第二部《側影》形成一種獨特的復調敘事，這也是某種對位和同構，而《速寫》中對“我們”這個給讀者以代入感的人稱使用，《側影》為擴展更大歷史時空所用的“纏繞式敘事”，亦是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原創(chuàng)性。

　　《烏江引》固然是長征史詩的一種解密，固然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史學界和文學界已有評價說，這是“對偉大長征精神的嶄新書寫”，而我也要呈現(xiàn)人在身心極限狀態(tài)所迸發(fā)的生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場生命力的“超常實驗”。

　　行走在自己的隊伍里，他們的身份不為人知。無盡的時光深處，依然有他們青春的身影。這也是一個關于尋找、關于記憶與身份的故事。我們黨和軍隊的創(chuàng)始人，以及軍委二局的領導人，都是那個時代的精英人物。以現(xiàn)代形式的長篇小說呈現(xiàn)這種史詩，在主題上我也力求有多維度的表達，以使作品有更為豐富的意蘊。比如，“人類記憶”亦是一個隱含的主題。那些破譯者無疑都是記憶力超群的人，但工作性質要求他們要及時清除某些記憶信息，甚至會因用腦過度而失憶。而在這個作品的另一個時空，今人執(zhí)著尋訪、打撈記憶的碎片，諸如此類的描寫，共同構成這個有關記憶的主題。

　　拒絕遺忘，這也是對歷史的一種尊重。歷史洪流中的個體生命，我們理應予以敬重。即便他們留下的只是一個塵封的側影，也足可給予后來者以行動的勇氣。

　　(本文刊于《解放軍報》2022年8月3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