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學復(fù)興與晚清文章學“宗子”新風

作者：蔡德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王國維將有清三百年學術(shù)裁為三段：“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保ā渡蛞意窒壬呤畨坌颉罚┪恼屡c學術(shù)、文章學與學術(shù)思想史的關(guān)系向來緊密，王國維“道咸以降之學新”的判斷自然也包括文章學在內(nèi)。晚清既是學術(shù)思想趨于多元之時，也是清代文章學的一大轉(zhuǎn)關(guān)。文壇出現(xiàn)師法周秦諸子的“宗子”新風，這與彼時子學復(fù)興思潮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

先秦諸子與漢魏子書在后世多被視為駁雜之書，在晚清卻迅速升溫。其在清代地位的升降，可從官方態(tài)度的變化窺見。康熙有“諸子百家，泛濫詭奇，有乖經(jīng)書”的訓示，在責令搜訪善本圖書時，明令諸子書不在收錄之列（《清實錄》康熙二十五年）；直至嘉慶仍認為諸子百家不過是“藝余”而已；而到道光時，時局大變，諸子地位也隨之驟升。1838年，道光以《管子》《荀子》為題策試天下貢士，求助諸子以救時局之用意明顯；到光緒年間，諸子學課程則已被列入《欽定高等學堂章程》《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成為官方指定課程了。

古文典范的轉(zhuǎn)移

受諸子地位變化的影響，清人的古文師法對象也有轉(zhuǎn)移。清中葉以前，雖也有效法諸子的，但遠不及以史為師普遍。桐城派由唐宋八家上溯《左》《史》，重敘事之學。隨著諸子地位的提升與子學復(fù)興，以子為師風氣大盛。“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不足為”（王先謙《續(xù)古文辭類纂序》）。士人久病于桐城末流的詞意枯淡、氣骨薄弱，轉(zhuǎn)而遠紹周秦諸子。典型者如“龔定庵、魏默深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之所未逮”（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甚至連《孫子》《吳子》這種純粹的兵書，也被挖掘出文學性。包世臣從《孫子·兵勢》中悟出“繁”與“復(fù)”的行文之法。朱鳳毛（朱一新之父）則有《孫子吳子》詩云：“行文消息用兵同，古法難拘在變通。我讀《孫》《吳》得文訣，臨機驅(qū)遣寸心中?！睂ⅰ秾O》《吳》兵書等同古文經(jīng)典看待。

文章選本中諸子文章的增多，以及諸子文選的增多，是“宗子”觀念的最直接體現(xiàn)。在經(jīng)學一元解體、子學思潮復(fù)興背景下，諸子“道”的正當性、“文”的藝術(shù)性重新被肯定。劉師培通過考察古文選本發(fā)現(xiàn)：“近人所選古文，多以諸子入選。”（《論文雜記》）。從編纂目的而言，這些選本或偏于諸子文章學一面，以期救桐城派氣衰語弱的弊病，如曾國藩《經(jīng)史百家雜鈔》、吳汝綸《桐城吳先生點勘諸子》；或偏于諸子義理思想一面，期望借助傳統(tǒng)子學應(yīng)對世變。如道光年間呂緝熙編《諸子述醇》，認為“周秦諸子之精說，有宋儒所不及者”。光緒年間李寶洤編《諸子文粹》，以《管子》《商子》《韓非子》等法家及《荀子》《新書》等倡議改革的內(nèi)容居多。

諸子地位的升降

總體而言，周秦諸子在晚清地位急速上升，但彼此間升降有別，主要還是根據(jù)其對時局是否有急救之效而定。林傳甲編《中國文學史》時，不按時代次序而是以“有用”與否來排序諸子。他將提倡富國強兵的《荀子》列在諸子之首，其次為兵家經(jīng)典《孫子》《吳子》，再次為算學名著《九章算術(shù)》，從次是被視為與科學相通的《墨子》，最后才是出現(xiàn)時代最早的《老子》，完全以現(xiàn)實價值來定諸子地位。

從現(xiàn)實價值出發(fā)，諸子地位在晚清顛覆最大的或許是《孟》《荀》二書。宋元以后，孟子其書其人以位列《四書》和“亞圣”之尊而影響極大。荀子的地位便低得多，甚至被后人視為異端。《孟》《荀》分列經(jīng)、子，地位懸殊，直接影響到對其文章的評價。吳敏樹說《荀子》不僅其道較《孟子》“多疵”，其文也“去《孟子》固遠”（《書孟子別鈔后》），這是從文與道兩個方面揚《孟》抑《荀》。清中葉以來，《荀子》地位得到上升，漸可與《孟子》一較高下。汪中《荀卿子通論》便稱“孔荀”不稱“孔孟”；特別是在晚清，《荀子》因其重軍事、經(jīng)濟更加受人重視，這影響到文章學上《荀子》地位的提升。康有為比較《孟》《荀》二書，提出“荀子文佳于孟子”（《萬木草堂口說》）。他說“孟子跳蕩，荀子樸實；孟子筆虛，荀子筆實”，從虛實角度評議《孟》《荀》文章高低?！睹献印费孕陨?、言人心而“虛”，《荀子》言禮、言富國強兵而實。喜讀《荀子》的包世臣表面會通《孟》《荀》，實則以《荀》代《孟》。他將“性惡說”解釋為“激憤之言”?！盾髯印氛f“善者偽也”，偽即是人為，包世臣將其解釋為“即《孟子》言‘擴充’之義耳”?！盾髯印氛f“涂之人可以為禹”，包世臣認為這同于《孟子》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盾髯印分暗馈奔缺弧捌椒础?，就為推崇《荀子》之“文”鋪平了道路，包世臣將《荀子》之文直推為“后世文章之鼻祖”，認為《荀子》下開《韓非子》“奇宕”與《呂氏春秋》“平實”兩路（《與沈小宛書》），這實質(zhì)上是在桐城派之外，以諸子建構(gòu)了新的文統(tǒng)。

文人身份認同的變化

晚清文章宗子，不僅催動古文革新，也帶動了文家自我身份認同的變化。文章學上的“宗子”，是在文章創(chuàng)作上主要以周秦諸子及漢魏子書為師，即“以子為文”；而隨著子學思潮的復(fù)興，“自成一子”的人生理想成為許多士子的追求。士人從“宗子”到“成子”，身份認同上出現(xiàn)了從“文家”到“子家”的新變化。晚清士人，多不甘于以文人自居，所謂“古之賢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曾國藩《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錢穆回憶與其有交往的清末讀書人云：“他們的向往，就是做一個‘新的子學家’。那時候孔子儒家已經(jīng)不是大家共同必尊的，儒家已經(jīng)衰了……他們要自己來一套思想，要學東漢的王充、仲長統(tǒng)這許多人?！保ā督?jīng)學大要》）在“以子為文”的同時，有意將文集撰寫成結(jié)構(gòu)嚴密、宗旨明確的子書，從而實現(xiàn)“以文/集為子”。早在清中葉，洪亮吉《更生齋詩文集》卷首便有二十篇《意言》，類似《論衡》；其后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一為十八篇論體文，實為一部首尾相合的子書；劉熙載文集《昨非集》卷一收錄的《寤崖子》實為一部系統(tǒng)的“宗子”著作；鄭獻甫自稱其集合子、集一體（《著書說》）；俞樾《賓萌集》分論篇、說篇、釋篇、議篇、雜篇，是借鑒《晏子春秋》之例；凌堃《德輿子》是由《正名》《默化》等九篇文字構(gòu)成的一部哲學專書，作者則徑以“子”命名。

需要指出的是，漢魏以降雖不乏立志成為一子者，但子書已成為較為純粹的“立言”工具，與多為救世而作、言行統(tǒng)一的先秦諸子書不同。正如日本江戶學者服部元喬所說：“余讀古諸子書，未嘗不喟然嘆曰：‘古之立言載道，曷嘗不施之行事哉！’”（《猗蘭子序》）晚清復(fù)興的則是先秦諸子應(yīng)世救弊、立言與實踐統(tǒng)一的傳統(tǒng)。以包世臣為例，他在少年時便敏感地捕捉到“殆將有變”的氣息，“于是學兵家”，在讀了《荀子·議兵篇》以及孫、吳、司馬諸家兵法之后作《兩淵》十六篇，時年僅十九歲；后“又見民生日蹙，于是學農(nóng)家”；又為了“勸邪禁非，于是學法家”（《再與楊季子論文書》）；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借子書形式陳述改良主張，被俞樾譽為 “《潛夫論》《昌言》之流亞”（《致宋恕》）；龔自珍《明良論》四篇論清廷用人弊端、主張君臣共治；湯鵬《浮邱子》則以十二卷、九十一篇的巨大篇幅討論軍國利病，被姚瑩譽為“自成一子”。可見晚清諸子不僅是“高談闊論”，同樣是追求“施之行事”的，是對先秦諸子精神的繼承。由單篇文章的“以子為文”演變?yōu)槲募抡兆訒摹耙晕臑樽印?，是晚清子、?集合一、泯滅部類邊界的新現(xiàn)象。

中國文學向來有文本于經(jīng)的傳統(tǒng)觀念，《文心雕龍》更是明確提出“宗經(jīng)”之說；而自唐宋古文運動以降，古文家學文多以史為師，客觀上形成了“宗史”觀念；晚清文壇奉周秦諸子為典范的“宗子”新風氣，影響及于民國。后經(jīng)民國文學史著作與國文選本的確認與修正，諸子散文最終得以與“宗史”的歷史散文并列，奠定了當下先秦文學史教材中“諸子散文”“歷史散文”二分法的基礎(chǔ)?？梢哉f，晚清“宗子”理念對諸子之書由子部最終跨進文學疆域起到了最為直接的推動作用。

《光明日報》（2024年05月0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