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用”與“理財”視域下明清貨幣與財政的關(guān)系

作者：陳鋒（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貨幣作為“流通的偉大車輪”（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在商品交換、日常生活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上，特別是明清時期，貨幣除了流通職能外，更多地體現(xiàn)出貨幣的財政化傾向。在“理財”“裕國”的主旨下，它往往被視作財政政策的一種手段而存在?；蛘哒f，貨幣是財政的一部分，特別是在財政困窘的非常時期，貨幣與財政的一體化更為明顯。

明清時期關(guān)于貨幣與財政關(guān)系的認識

馬克思在觀察中國清代的社會經(jīng)濟問題時，對貨幣與財政的關(guān)系以及貨幣在清代的作用有清楚的認識。他在《鴉片貿(mào)易史》《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曾揭明了清代銀兩與國庫收支和貨幣流通的關(guān)系，銀兩與國家財政及社會安危的關(guān)系，以及由白銀的枯竭和財政的困難而帶來的舊有賦稅的加征和新稅捐的開征。相對于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我國明清時人的有關(guān)論述更為直接?！睹魇贰な池浿尽ゅX鈔》對明代貨幣與財政關(guān)系的記述，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在多種銅錢并用的情勢下，提出了“制錢”的概念。二是規(guī)定了銅錢、制錢與其他貨幣的比值及其使用。三是在明朝末年曾經(jīng)鑄大錢以牟利。弘治元年（1488年）將明代的“國朝錢”規(guī)定為“制錢”，是一個創(chuàng)舉，此前未有學者充分注意。銅錢、制錢與其他貨幣的比值及其利用，基本上是在“制錢”的標準上進行，并與國家財政的收支系結(jié)在一起。明朝末年的鑄造大錢，更是與當時的財政困難和籌措經(jīng)費密切相關(guān)。在明代的其他典籍中也有貨幣與財政關(guān)系的相關(guān)論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科給事中殷正茂曾指出：“財用不足，惟鑄錢一事，可助國計”（《明世宗實錄》卷42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寅）。這是當時貨幣彌足財政最明確的表述。明代的名臣靳學顏曾“應(yīng)詔陳理財，凡萬余言”，指出：“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故又曰‘錢者權(quán)也’。人主操富貴之權(quán)，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jīng)國足用之一大政也”（靳學顏：《講求財用疏》，《皇明經(jīng)世文編》卷299）。這段論述也明確指出了國家“操富貴之權(quán)”的“經(jīng)國足用”職能。

在清代前期，有關(guān)論述更為繁多。一方面，在鑄造順治通寶、康熙通寶、雍正通寶、乾隆通寶之時，都反復標舉“制錢”之名（《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第4965~5003頁）。另一方面，帝王的上諭和臣僚的言論也反復闡述貨幣與財政的關(guān)系。雍正帝曾多次在上諭中指出，“國用莫要于制錢，制錢充足，價值日平，始與眾人生計有益”?！爸棋X為國家之寶，兵民之要用”（《清世宗上諭八旗》卷4，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諭；卷5，雍正五年五月初九日上諭）。朝臣也認為，“足國裕民，舍鼓鑄外，別無長策”（檔案，順治四年六月十二日高光斗題本）。鴉片戰(zhàn)爭前后，特別是咸豐軍興以后，隨著財政的困難，鑄造大錢、發(fā)行鈔票，更直接與彌足財政關(guān)聯(lián)。道光十八年（1838年），廣西巡撫梁章鉅和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雷以諴提出鑄造大錢，作為“變通之計”和“補銀之不足”的主張（檔案，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梁章鉅奏折附片，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潘世恩奏折）。咸豐三年（1853年），克勒郡王慶惠認為，“軍興以來，國家費用浩繁”，必須“推廣鈔法以濟民生而裕國用”（檔案，咸豐三年十月三十日慶惠奏折）。時任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wù)的祁雋藻也認為，“現(xiàn)在軍需浩繁，籌餉情形萬分支絀，經(jīng)部臣議行官票、大錢，以濟國用之不足”（檔案，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祁雋藻奏折）。盡管鑄大錢、行鈔法遇到不同程度的阻礙，但以此籌款的決心并不曾改變。甚至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仍有上諭和臣僚的上疏重申這一方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各省的財政說明書中，也提出了新的貨幣理論：一是在考察“東西各國”貨幣狀況的前提下，認為“制造貨幣為國家特有之權(quán)”。發(fā)行貨幣，必須“劃一整齊，足資信用”（《廣東財政說明書·總說》）。二是晚清已經(jīng)進入“貨幣經(jīng)濟”時代，幣制不統(tǒng)一，既影響“權(quán)量”，也影響賦稅的征納、地方財政的盈絀以及納稅者的負擔、社會的安定（《湖南全省財政款目說明書·湖南全省平量概說》）。三是貨幣既與財政密切相關(guān)，又是財政改革的基礎(chǔ)。即所謂：“財政與貨幣息息相關(guān)，必貨幣劃一，然后財政改良始有依據(jù)”（《廣西全省財政說明書·總論》）。其中已經(jīng)認識到晚清財政的混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貨幣混亂導致的。

明清貨幣演變及相關(guān)問題

從明代前期的實物征收、多種貨幣并行，到明代中期的“銀與錢、鈔相權(quán)而行”，再到清代的“銀錢兼權(quán)”，是明清貨幣制度演變的一條主線。從明代前期的石、匹、錠、兩統(tǒng)計單位，到明代后期及清代的以“兩”為統(tǒng)計單位，是明清貨幣制度演變的另一條主線。凡此兩條主線，都意味著在明清時期，貨幣除了它的市場流通職能外，更多體現(xiàn)出貨幣的財政化傾向，或者可以稱為“貨幣財政”?！柏泿咆斦币彩枪P者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的基本之點在于貨幣的法定化以及貨幣的發(fā)行和行用主要表現(xiàn)在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方面，以彌足財政為旨歸，并在財政特別困難的情勢下進一步凸顯。探討明清貨幣種類的演變以及貨幣與財政的關(guān)系，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銀錢兼權(quán)”問題。明代前期，多種貨幣并行，明代中期雖有“銀與錢、鈔相權(quán)而行”的建議，但事實上，幣制依然混亂。明代前期，有各種銀、錢、鈔、米、絹、布等的折算規(guī)定，明代中后期，有銀、錢、鈔不同的折算。不同朝代的制錢、舊錢有不同的折算銀兩標準，折算不一。所謂的“銀錢并行”或“銀錢兼行”，與清代相比，并不成體系。這僅從《明史·食貨志·錢鈔》的有關(guān)記述就可以清晰了解?！肚宄墨I通考·錢幣考一》的按語也說：“明代錢互有貴賤，每銀一錢，直五十五文至百文不等。又有京錢、外省錢多寡之異。末季至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而錢法大壞”。清代則是眾所周知的“銀錢兼權(quán)”?！般y錢并行”與“銀錢兼權(quán)”的基本點，是銀兩與銅錢都作為通行貨幣而流通，即所謂“銀與錢相為表里，以錢輔銀，亦以銀權(quán)錢，二者不容畸重”，也就是所謂“錢與銀相權(quán)而行，欲求錢法之流通，必先定錢直之高下”（《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一》，第4965頁、第4967頁）。與明代銀、錢比價的混亂格局相比，清代“銀錢兼權(quán)”的制度已經(jīng)比較成熟，銀兩與銅錢二者之間有較為固定的比價關(guān)系，清代——至少在清代前期基本上是規(guī)范的。對此，筆者已經(jīng)有《清代銀錢比價的波動與對策》專文探討。

第二，歲入、歲出與貨幣的關(guān)系以及“統(tǒng)計銀兩化”問題。歲入與貨幣的關(guān)系，主要體現(xiàn)在賦稅的征收、報解過程之中。在明清時期最主要的稅收——田賦的征收中，銀兩與銅錢并征，征收、報解方式各不相同。賦稅以銀兩為征收標準，只是一種總體的規(guī)定，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賦稅征錢以及賦稅征錢后折算銀兩上交，仍是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在國家財政支出體系中，銀兩與銅錢也有一定的比例。明代中后期已經(jīng)有“銀、錢兼支”“銀、錢兼發(fā)”的約略規(guī)定，實際上并不恒定。清代在支發(fā)官員俸祿和兵丁月餉時，搭放錢文成為慣例，在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規(guī)定（參見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60頁）。如果把貨幣形態(tài)與國家財政綜合起來加以考察，明清貨幣變革在財政意義上的關(guān)鍵之點，是將銀兩作為國家財政收支的統(tǒng)一統(tǒng)計單位，換句話說，變革的主要標志，不是“白銀貨幣化”，而是“統(tǒng)計銀兩化”。歲入、歲出由多種統(tǒng)計標準到“統(tǒng)計銀兩化”的完成，隨著賦稅征收標準的變化而變化，同時又是財政轉(zhuǎn)型的重要標志（陳鋒：《明清時代的“統(tǒng)計銀兩化”與“銀錢兼權(quán)”》，《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9年第6期，《明清變革：國家財政的三大轉(zhuǎn)型》，《江漢論壇》2018年第2期）。

第三，鑄造貨幣的盈余與虧折問題。除發(fā)行票鈔、鼓鑄大錢直接彌足財政外，明清時期鑄造貨幣的余利與財政也直接關(guān)聯(lián)。鑄造貨幣產(chǎn)生的“余利”，在文獻上也稱“余潤”“余息”“盈余”。財政金融學界一般將“余利”稱為“貨幣稅”，這是一種值得商榷的說法?！岸悺庇刑厥獾暮x，“余利”與“稅”有本質(zhì)的不同。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專門寫有“鑄錢成本與鑄錢余利”一節(jié)，較早探討過鑄錢的余利，并列舉了京局鑄錢虧折和云南鑄錢盈利的兩個實例。梳理檔案材料可知，各地錢局鼓鑄制錢，既有獲利，也有虧折，情況較為復雜，不能一概而論。就鼓鑄制錢而言，大要說，陜西寶陜局、山西寶晉局、江西寶昌局、福建寶福局等，是以“虧折”為特征的鑄局，或者說，是先有盈余，后來虧折的鑄局。鼓鑄制錢盈利的省局主要是云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江蘇、廣東等，這些地區(qū)或者自產(chǎn)幣材，或者采買幣材較易，所以易于獲利。對鼓鑄制錢虧折的鑄局，清代有各種調(diào)整政策。對鼓鑄制錢盈利的鑄局，余利處置最主要的辦法，是將“存局息銀，照數(shù)提解司庫，造入下年鼓鑄冊內(nèi)報部查核”（檔案，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四日蔣溥題本）。也就是說將余息銀存入地方藩庫，作為地方經(jīng)費動用，戶部擁有查核之權(quán)。具體到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處置辦法，既有將余利作為基金生息的事例（如江蘇），也有將余利撥充“兵丁紅白事件”賞銀的事例（如四川），以及將余利撥支地方各項費用的事例（如云南）。

貨幣在賦稅征收、商業(yè)活動中的實態(tài)和影響

明清賦稅征收的貨幣化及統(tǒng)計銀兩化，使“賦、役的納銀化漸次成為一種潮流”（小山正明：《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版，第70頁）。在這一潮流下，一方面，田賦及其他雜項本色之征漸次改征折色，明后期的折銀額雖然提高，但清初的折銀額仍然高出了明末的水平（陳支平：《清代賦役制度演變新探》，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頁）。清初折價的提高，事實上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也是清初賦稅額高出明代萬歷年間額的重要原因之一。田賦改征“折色”，是賦稅征收貨幣化的表現(xiàn)形式，引人注目的“勒折”，是在銀、錢比價變動情勢下的一種變異反映。而且，田賦錢糧的“勒折”，又往往與“浮收”聯(lián)系在一起。浮收勒折，當然與吏治腐敗、盤剝納稅人關(guān)聯(lián)，但事實上，也是地方官員應(yīng)付地方公費支出、彌補地方經(jīng)費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就田賦的征收以及對地方財政的影響而言，由于田賦的征收并沒有按照“銀七錢三”的比例征解，民戶特別是零散小戶，大多交錢，然后由州縣折銀報解，在銀賤錢貴時期，州縣折銀報解，會有存余，即所謂的“易銀余羨”，并用于彌補地方經(jīng)費，但在銀貴錢賤時期，地方折銀報解，則直接導致州縣的賠累。在地方賠累時，“地方官力難賠墊，勢必倍取于民”（檔案，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穆彰阿奏折），從而出現(xiàn)賦稅原額與實際稅負的背離。

貨幣形態(tài)的變動、銀錢比價的波動，對人民的日常生活、商人的商業(yè)活動有比較大的影響。徐泓認為，銀錢比價是影響鹽商成本與利潤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謂切中要害（徐泓：《清代兩淮鹽商沒落原因的探討》，《徽學》2011年第7卷）。銀錢比價的波動與鹽商利潤、鹽商盛衰最為密切、最具典型意義的是長蘆、山東、河東等鹽區(qū)。這些鹽區(qū)的鹽商在各地售鹽，收取錢文，依據(jù)銀1兩兌換制錢1000文的標準，易銀辦課，“銀賤錢貴”或“銀貴錢賤”都對鹽商造成直接的影響。梳理檔案材料可知，乾隆年間“銀賤錢貴”時期，鹽商從當時的銀錢實際比價中，僅僅通過“以錢易銀”就可以盈利25%左右。而乾隆末年以降，已經(jīng)出現(xiàn)“長蘆商人賣鹽錢文，歷系易銀完課，近年錢價日賤，商本實多賠折”的現(xiàn)象（檔案，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梁肯堂奏折）。嘉慶四年（1799年），長蘆鹽政董椿又上奏稱：“蘆東商人積欠疲乏，更兼生齒日繁，百物昂貴，所需鹽穰繩席、車船腳價、人工食用等項，無不加倍。又因各地賣鹽錢文，必需易換銀兩，方能折回交課辦運，無如錢賤多年，轉(zhuǎn)運拮據(jù)……各商賠折，至于力不能支?！保n案，嘉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董椿奏折）這一時期，因“銀貴錢賤”導致鹽商虧折，成為普遍的現(xiàn)象。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財政轉(zhuǎn)型與國家財政治理能力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