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世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百年徽商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安徽師范大學教授)
明清時期,江南徽州府下屬六縣(績溪、歙、休寧、黟、祁門、婺源)的商人組成的商幫被稱為“徽商”,其與晉商共執(zhí)商界牛耳數(shù)百年。徽商的活動對明清經濟、社會、文化等都產生了深遠廣泛的影響?;罩萑恕百Z居十九”,可見徽商人數(shù)之多。除鹽、典、茶、木、糧食、布綢等主流行業(yè)外,只要能有所營收的行業(yè),都有徽商躋身其中?;丈袒顒臃秶卜浅4螅霸幎u,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段咫s俎》載謂:“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yè),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清代出現(xiàn)了富甲一方的巨商,名聞遐邇。
徽商的崛起
徽州處在萬山叢中,層巒疊嶂,云霧繚繞,耕地稀少且貧瘠,所謂“地狹人稠,耕獲三不贍一。即豐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論歲饑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必須尋找生路。在重農抑商的傳統(tǒng)社會,除生存形勢所迫,思想觀念的逐漸更新也是推動徽州人邁上商途的重要因素。
在傳統(tǒng)社會,士貴商賤已成為人們的固有觀念。明代中期,王陽明的心學在徽州得到了廣泛傳播,“四民異業(yè)而同道”的觀點引起了觀念變革。明嘉靖萬歷年間婺源人李大鴻言:“人弗克以儒顯,復何可以雄視當世?有語之陽翟其人,埒千乘而丑三族,素封之謂,夫非賈也耶?”歙人許侔先說:“人之處世,不必拘其常業(yè),但隨所當為者。士農工賈,勇往為先。”顯然,他們士貴商賤的等級觀念已經相當?shù)×恕?/p>
此期,“賈何負于耕”的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明中期歙人許大興認為:“予聞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謂賈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間,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且耕者十一,賈之廉者亦十一,賈何負于耕!古人非病賈也,病不廉耳。”即務農能獲得十分之一的回報,經商只要不做貪賈,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潤,那經商就不比務農低人一等。歙人程季公說:“籍能賈名而儒行,賈何負于儒?”認為一個商人如果能以儒家思想指導自己的行為,那就不比儒士差。
思想的解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動力,沖破舊觀念的徽州人經商熱情高漲,一大批人相繼走上經商之路。
徽商的成功之道
像徽州這樣處于山間、地少人多的地方,全國有多處,而獨有徽州商幫崛起并取得極大成就,其中必有其成功之道。
世世代代的山區(qū)艱苦生活鑄就了徽州人“能寒暑、惡衣食”的特殊品格,使其外出創(chuàng)業(yè)時能憑借智慧與毅力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明清時期,全國各地經濟發(fā)展極不平衡,造成商品價格相差極大?;丈陶抢眠@一點,把甲地低價商品運到乙地高價銷售,賺取差價,并逐漸滲透鹽、典、茶、木、糧食、布綢等主要行業(yè)。其中,除典業(yè)外,均是長途販運。他們深入云、貴、川原始森林尋找優(yōu)質名貴木材,扳崖谷,踏冰雪,風餐露宿,虎狼為伴,雇人砍伐木材后運到長三角地區(qū)出售。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長途運輸所遇到的困難是難以想象的,為了將茶葉等物資運到廣州出口,他們往往需要翻山越嶺,水陸兼行兩三個月才能抵達。
宗族制度使徽商能夠借助血緣、地緣關系結成團體。清代徽州人趙吉士說:“父老嘗謂新安有數(shù)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shù)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被罩萑送蝗嗽谕鈩?chuàng)業(yè)成功或發(fā)現(xiàn)商機,就會邀約自己的親屬、同宗弟兄或同地的人前來創(chuàng)業(yè),從而形成團體。明中葉休寧人汪福光“賈鹽于江淮間,艘至千只,率子弟貿易往來,如履平地”。嘉靖時徽州大賈程某經商于兩廣,“門下受計出子錢者恒數(shù)十人。君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受計不爽也……故人樂為程君用,而自程君為大賈,其族人無不沾濡者”。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紐帶結成團隊,徽商保持長期穩(wěn)定,在激烈的商業(yè)競爭中優(yōu)勢明顯。
賈而好儒的特點讓徽商受益頗多?;罩萑朔浅V匾暯逃?,孩子從小就要讀書識字,接受儒家教育。大批有著較深儒學功底的參加科舉之人,由于屢躓科場而被迫棄儒服賈,更使徽商整體素質顯著提高。即使在經商中,他們也不忘讀書,或“晝則與市人昂畢貨殖,夜則焚膏翻書弗倦”,或“雖舟車道路,恒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亂興亡之跡”。這也使得他們善于“以史為鑒”,學習總結歷史上著名商人的經驗,分析復雜的市場情況,作出科學判斷。明徽商程澧外出經商,首先到各地考察,東出蘇州,至松江,走維揚,北抵幽薊,從而萬貨之情可得而觀矣:“東吳饒木棉,則用布;維揚在天下之中,則用鹽策;君郡瘠薄,則用子錢。諸程聚族而從公,惟公所決策……行之四十年,諸程并以不貲起,而公加故業(yè)數(shù)倍?!泵骰丈掏羰蕾t經營彩布業(yè),成為巨富,同人評價他:“《記》曰:‘吾治生產,猶伊呂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藬?shù)者,世賢心得之矣?!贝送?,受儒學的深刻影響,他們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取利,以良好的商業(yè)道德深受歡迎,塑造了風清氣正的經商環(huán)境。有關徽商這些方面的記載,方志、家譜中比比皆是。同時,這種“腹有詩書”的風骨和良好修養(yǎng)逐漸消除了商人與士人之間的鴻溝,也更易于他們與官員、文人學者等結交。與官員交友,自然能獲得不少商業(yè)信息與幫助支持;結交文人學者,可以擴大自身影響力,提高聲譽。明代著名官員學者汪道昆、李維楨就曾為徽商撰寫壽序、傳記、像贊、墓志銘等,大大提高了徽商的知名度。
徽商士意識的覺醒
清代學者戴震評徽商“雖為賈者,咸近士風”?;丈滩粌H在經營上按儒家倫理行事,而且在人格修養(yǎng)上也按士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傳統(tǒng)社會,士幾乎是每個人追求的目標,其品格如孟子所說“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很多徽商都是這樣做的,致富前修身見世,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和睦宗族,勤勞奮斗;致富后兼濟天下,視地方公共事務為己任,慷慨捐資,紓難解困,涌現(xiàn)出很多感人事跡。這正是徽商士意識覺醒的標志。
清初徽人汪仕興,初業(yè)儒,既而棄儒就商,有人曾嘲笑他:“汪氏儒族也,而子商焉,是舍本而趨末矣。”而他反駁道:“茍道存焉,曾何儒商之別哉?夫衣縫掖而冠章甫,儒之飾也,由義路而居仁宅,儒之真也。是故有拘儒焉,有通儒焉,君子之于道也,無人而不自得焉耳。曾何儒商之別哉?”汪仕興認為評價人的標準應是品德行為而非職業(yè)?!耙驴p掖而冠章甫”,只是儒的外表,“由義路而居仁宅”,才是儒的本質??梢哉f,這是徽商對“士”的全新認識。明后期歙縣商人吳光裕(字肖甫),年輕時從父立庵公經商,“立庵公善權萬貨重輕,故市多倍得。肖甫間劃一籌,巧出若翁上。父喜曰:‘人謂汝勝我,果然。’”肖甫卻說:“豈必儒冠說書乃稱儒耶?”其間充滿自信。
在此過程中,士人逐漸認同了徽商。明代徽商程君,年輕時在吳地經商,“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游”。明代學者歸有光在給他寫的壽序中曾說:“程氏由洛水而徙……并以詩書為業(yè),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泵髦腥~歙縣人黃長壽,“以儒術飾賈事”,能積能散,見義勇為,“凡阨于饑者、寒者、疾者、歿者、貧未婚者、孤未字者,率倚辦翁,翁輒酬之如其愿乃止”,士人道中謹認為他“雖游于賈人乎,實賈服而儒行”。明代有官員評價徽商:“若處士者,其衷恬然,其行粹然,其品卓然,雖業(yè)賈而不競錐刀之末,饒有儒者氣象,是足以風世矣。”“財愈豐,而心愈下,禔躬端飭,雅有儒者風?!边@種“賈服而儒行”“儒者氣象”“儒者風”在徽商中很普遍。徽商堪稱“賈名儒行”“士魂商才”。
此期,商人一改以往低人一等的形象,表現(xiàn)出勇于擔當?shù)臍飧藕蛷娏业纳鐣熑胃?。到了近代,商人的社會作用日益顯現(xiàn)和提升,隨著實業(yè)救國思潮的興起,成為民間社會的中堅力量之一。
徽商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六百年徽商歷史,除了豐厚的物質遺產,更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徽商主要從事長途販運,“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勞;吳越荊襄,頻歷風波之險”。遠至日本、越南、歐洲,都能看到徽商身影。行商途中被竊、被盜、被殺或者病死的記載不絕于書,但徽商“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饜焉”,體現(xiàn)了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正是憑借這種精神,徽商開拓了國內外市場,繁榮了明清商品經濟。
在經營商品上,方于魯、程君房、胡開文、曹素功的墨,張小泉剪刀、葉開泰藥、胡玉美醬、黃山毛峰、祁門紅茶、汪氏益美之布等,都飽含徽商的創(chuàng)造心血。在經營策略和機制上,徽商多業(yè)并舉,主輔兼營,幾方聯(lián)動,創(chuàng)造了合伙制、合股制,尤其是創(chuàng)立經理制,使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比西方早了二百年。在分配制度方面,他們還創(chuàng)造了津貼制、小伙制、正余利制、月折制、陽俸、陰俸、功勞股等,極大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胡開文墨號的創(chuàng)始人胡天注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的原則,解決了代際傳續(xù)的難題,閃爍著徽商的創(chuàng)新之光。
“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已成為徽商的共識。因此,徽商致富后,創(chuàng)造一切條件教育子弟,建造書屋,購買書籍,邀請學伴,延請老師,甚至鼓勵子弟負笈他方,投奔名師。不僅如此,他們或創(chuàng)辦義學、書院,或資助書院、學子。史載:“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徽州“十家之村,不廢誦讀”,使得徽州男子大多從小受到教育,養(yǎng)成了終身讀書的習慣。甚至在科舉史上出現(xiàn)“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父子尚書”“一門八進士”“一鎮(zhèn)四狀元”等佳話,戴震、王茂蔭、詹天佑等文人名士都是徽商子弟。
徽商傾心支持各類社會文化事業(yè)。鹽商程晉芳聘請學者校對古籍,為《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撰寫傳記;鹽商馬曰琯刻的書被譽為“馬板”;鮑廷博祖孫三代堅持刊刻《知不足齋叢書》30集,嘉惠學林。胡正言第一個成功用“饾版”“拱花”刻印書畫《十竹齋箋譜》《十竹齋書畫譜》;汪原放第一個用新式標點出版古典小說《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鏡花緣》《水滸續(xù)集》《兒女英雄傳》《老殘游記》《海上花》等。
此外,徽商在揚州和家鄉(xiāng)興建了大量園林,大力推動了我國園林藝術的發(fā)展,不少宅第建筑保存至今,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他們酷愛戲劇,蓄養(yǎng)家班,不惜重金聘請編劇、導演,不斷提高戲劇演出藝術水平。1790年乾隆八十大壽,四大徽班進京,演出震動京城,后又汲取了其他劇種的長處,最終形成了國粹京劇?;丈踢€重金收藏了歷朝歷代書法名畫、珍稀古籍、鐘鼎彝器,更帶動了民間收藏熱,成就了眾多民間收藏家和鑒賞家,使得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得以保存。
“人饑我亦饑,人寒我亦寒。何妨以我余,而濟人之難。不責人所負,但求心所安。”很多徽商拿出大量資金贊助公益慈善事業(yè),每逢發(fā)生災害,他們總是慷慨解囊,為民解困。方志記載了他們在經商地和家鄉(xiāng)修路、建橋,改善地方基礎設施,方便地方百姓出行的有關事跡。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屋、設義冢等善舉更維護了地方社會的穩(wěn)定。
由此可以說,六百年徽商史,不僅是一部生動的商業(yè)發(fā)展史,更是一部承載家國情懷、記錄文化傳承的社會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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