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教該重新整治了

臺灣中華大學。（圖片來源：臺灣《中國時報》）

林智堅碩士論文抄襲案引起各方面的議論，在諸多議題中，我們看到的多半是針對林智堅本人及其指導教授個人誠信、學術倫理、操守的批判，但鮮有人從宏觀面討論臺灣高教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文法商科的教育問題及供需失衡的就業(yè)問題。

自1990年代廣設大學以來，臺灣出現(xiàn)了150所大學。長期以來，臺灣的高等教育政策是承襲西方的思想及制度（尤其是美國），臺灣教育部門必須包山包海管理大學理工醫(yī)農(nóng)、文法商管等所有科系，負責了大學的經(jīng)費、人事任用及管理；而臺灣科技部門則主導了大學教師的研究經(jīng)費及方向。

近20年來，由于教育經(jīng)費分配太廣而不足的問題，廣設新科系及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及EMBA)成為大學另辟額外財源的小金庫，而不須重大設備、研發(fā)成本低(數(shù)據(jù)收集＋計算機分析)、投資額度小回收快、生員相對充足的管理系所才成了各大學的新寵，管理相關系所(企管/資管/公共行政管理/各類碩士在職專班等) 的快速成長到了幾乎每所大學都必須“具備”的科系。

理論上，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所層級) 的目標應該在于培養(yǎng)人民健全的人格、普及的知識及全球視野、兼顧科技與人文的情操與胸襟，但在目前政治掛帥、利益導向、短線操作的環(huán)境下這些教育訴求顯得十分諷刺。臺灣教育部門嚴管教師員額及補助經(jīng)費但卻任由各校持續(xù)擴張比較“賺錢”的系所，超收的結果造成特別系所師/生比嚴重失衡，而研究課題淺碟化(過度強調統(tǒng)計問卷分析及一般性標準無差異化計量方法)、專業(yè)失調的現(xiàn)象具體表現(xiàn)在：模仿歐美不夠接地氣、在地化研究各取所需顯得瑣碎而深度不夠，難以培育大師級的學者，同時包造成“滿街”博士級流浪教師的異象。這次林智堅風暴下的臺大“國發(fā)所”、臺灣中華大學科管所都是典型案例，而這個師/生比失衡的現(xiàn)象是許多研究型大學理工科老師所難以想象的。

再看看臺灣高校教師供需及升等制度規(guī)范的問題。姑且先不論理工科系與管理學門的差異，臺灣高教教師的來源主要來自于具有博士學位的人士，雖然大學對對教師的審核雖然包括了教學、服務、研究等三大項目，但在現(xiàn)實執(zhí)行面中“研究”實乃重中之重，也是臺灣教育部門、臺灣科技部門審核大學的重點。在師/生比失衡、研究課題稀少(在地化議題不多，但仿效歐美考眾) 、論文撰寫不易 的狀況下，教師用“計量”標準化的研究方法，就地取材找一些容易上手的課題，不但滿足了教師發(fā)表論文及升等的條件，也符合學生“順利畢業(yè)”要求，但這些“不接地氣”的學術成果并不具實用性，而其唯一的價值就是在臺教育部門及科技部門論文評比中。而真正的教育訴求及使命感，如學術操守、教育倫理、教育良心等職業(yè)問題變得有些“次要”而不合時宜，僅供具有強烈教育使命感的人士參考。

再來談談理工醫(yī)農(nóng)及人文商管的教育及人才培養(yǎng)的問題。自然科學STEM 體系是跨越國界的，是全球化客觀實證主義的實現(xiàn)，故其研究成果及論文發(fā)表有高度碼國際性及擴散性；而文法商科是主觀意識形態(tài)較強的領域，極具“在地化”的區(qū)域特色，沒有全球標準化的經(jīng)營模式，哲學思想及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學界普遍遵循的目標。

在進入智能經(jīng)濟時代，人文與高科技的結合成了另一個搶手的話題，關鍵是形成在地化、接地氣的意識形態(tài)對話，研究西方歷史或名人傳記是徒勞無功的，但臺灣高教在教育部門及科技部門的主導下似乎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著墨，就連個喊口號的動作都顯得有些勉強。

臺灣高教的問題是長期忽視但逐漸累積成災的問題，其整治更是巨細靡遺、千頭萬緒！在全面智慧化的環(huán)境中，培養(yǎng)理想比例的理工/商管的生員比例應該是臺當局下一個教育政策的目標。重利、重商、一廂情愿的教育政策使得臺灣文法商管的碩士生供需失衡，而文法商管博士級“流浪教師”的充斥不僅僅是教育資源浪費的問題，也是過去教育政策失策的證明。但若“朝野”能借這次林智堅事件的沖擊，重新全盤檢討過去的教育政策，也可算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绷?。（作者徐作圣為臺灣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來源：臺灣《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