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民粹狂潮 臺灣民主困局

當下臺灣政治攻防的重心，已聚焦于“朝野”對峙白熱化下的“大罷免”行動。尤值注意者，在于藍營應對策略之遲鈍，導致最初反應軟弱、響應失據(jù)、錯失先機，陷入一度頹勢。近期“在野”陣營修“法”更動罷免聯(lián)署門坎，則為敗中有救之關鍵妙手，以避免民粹浪潮的過分侵入。而若跳脫此一政治事件的表層攻防，可見臺灣民主制度早已內(nèi)嵌諸多“自限性疾病”。制度本欲制衡權力，實則在惡性博弈下，反成權力工具，折射出臺灣民主制度的深層困局。

第一、制度設計落在效果論，忽視動機論，在制衡惡之人性時存在天然制度空窗及失靈。臺灣地區(qū)制度設施，模擬西方，一般是依據(jù)效果論布局，布置了異常繁多的制度設防及其制衡體系。但此種制度設防忽略了更具根本性的動機論。任何一種制度及其執(zhí)行，均呈現(xiàn)一種相對固定的相態(tài)來維持穩(wěn)定性，而任何一種固定化的制度模式必有其空窗。倘若政治人物決心訴諸惡之動機、人性，那么此種重效果的制度制衡即轉(zhuǎn)換面目為制度自我癱瘓，制度便淪為其工具而非界限。藍營否決民進黨的全數(shù)預案為一例，民進黨之前訴諸意在罷免全體藍營分區(qū)民代的“大罷免”亦是如此。

第二、罷免制度與選舉制度本身設定極不合理，系民粹信徒與少數(shù)專制滋生的沃土，民主權利便化約與退化為否定權利，喪失了起碼的建設性。臺灣的罷免制度極不合理，選民的25％同意罷免即可成立，這當滋生的是民粹的狂潮。在臺灣主流政黨實質(zhì)均有能力在第三階段投票催出25％的起碼票數(shù)，遂在理論上都掌握了“掀桌子”的權利，唯有自身愿意與否的問題。而民進黨方面狂熱的“青鳥”信徒，在未提高罷免聯(lián)署門坎之前，則是可以在現(xiàn)實上，催生出一樁樁成案的罷免聯(lián)署來，而這無疑對民進黨的自制是極大的誘惑。“大罷免”浪潮的形成，遂有其合理的制度原因。

第三、伴隨政治的娛樂化、蔓延化，選民與政治人物視野反而局限化、孤島化，以致沉湎于政治攻防的瑣碎日常。民主的制度運行，給予了人民自由權利，而成為臺灣民眾“驕傲”的同時；整個制度執(zhí)行將臺灣人的視野與思考卻納入了牢囚，因迷失在瑣碎的議題攻防，臺灣人對自身處境與前路的思考卻呈現(xiàn)出盲視?；蚴菢O度的親美，或是極重于選舉；殊不知，親美的前提為臺灣方面于美國言尚有利用價值，選舉的前提為兩岸關系處于和平狀態(tài)，兩者則均取決于大陸的所為，豈非交出主動？對大陸，臺灣反而少卻了理性思考，或是直接否定，或是不愿直面。此外，近年來頻繁的罷免動議，一次又一次“掀桌子重來”，帶來的是民意對自我的一次又一次否定，這消解的是選舉本身的合法性，所褪色的是民意本身的權威性；其在本質(zhì)上是制度內(nèi)耗，無涉于為民施政。

第四，選舉與罷免的頻繁運作，在缺乏合格選民與健全制度環(huán)境下，僅會導致民粹政治與制度內(nèi)耗。票決民主并非萬靈丹，其欲善治，需賴于成熟選民與穩(wěn)定認同。但臺灣民意深度撕裂，民族定位與前途共識匱乏，民主游戲遂成族群情緒之角力場。而若民主制度之正常運行，需高度依賴大陸的和平容忍，或者說，對和平統(tǒng)一的執(zhí)念，則此一制度本身即處于不穩(wěn)、非常態(tài)與高度脆弱的狀態(tài)，未來風險難測。臺灣民眾在沉湎于制度運行的政治攻防之于，不妨仔細思索如何維系該制度的前提：徹底之和平問題，以同最根本的和平攸關方，大陸，達成中程協(xié)議與政治基礎諒解的再探索。

回歸根本，制度本應是限制權力之設計，非權力博弈之工具；民主本應反映理性選擇，而非情緒發(fā)泄場。臺灣近年來的制度困境，揭示的是票決民主在特定結(jié)構下的脆弱性——制度既可制衡少數(shù)之惡，亦可放大集體之惡，成敗常系一念。民進黨此番“當家卻造反”的罷免行動，所真正受損的，是臺灣民主制度自身的正當性與穩(wěn)定性。政治博弈終須回歸制度理性，否則一場場民粹狂潮終將耗盡民主資本。而對臺灣民眾來說，民主并非全然為情緒宣泄之權利，更是當負有理性思辨之責任。（作者李林杰為四川大學政治學博士生/來源：臺灣《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