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關公文化在兩岸宗教交流中價值及意義

柳金財（資料圖）

作者 柳金財（臺灣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8月10日兩岸關公文化交流活動，在江蘇省徐州市邳州土山關帝廟舉行。本次活動系由邳州土山關帝廟、臺灣中華文化暨旅游協(xié)會中華微視共同主辦。這印證兩岸民間社會力旺盛及宗教交流需求，須立基于兩岸社會本位、由下而上引導方式，共同研討關公文化信仰在現(xiàn)代社會及中華文化圈所體現(xiàn)時代意涵，及其在全球化時代下文化傳遞之意義及精神。

此次研習活動引來兩岸近百名專家學者和信眾齊聚一堂，探討關公文化、精神及信仰，共抒民族情懷及共同歷史文化資產(chǎn)。徐州市邳州土山是關公忠義精神的起源地之一，關公秉性“誠信忠義”精神的“土山三約”和“夜讀春秋”典故，皆發(fā)生在土山。從中華民族的文明發(fā)展史來看，傳統(tǒng)忠義精神與愛國情懷能持續(xù)一脈相承、薪火相傳，顯示中華文明歷久彌新，“家國一體”、“家國同心”成為中華文化與民族共同體之共識和優(yōu)良傳統(tǒng)。

首先，關公文化信仰顯示兩岸具有同根、同種、同源的歷史文化淵源，成為一種無形且具優(yōu)勢的“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兩岸民眾本具有親緣、血緣、神緣共融，其中關公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信仰，兩岸關公文化交流增強兩岸民眾共同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根脈認同，具有促進兩岸民眾“心靈契合”、“兩岸一家親”作用及意義。尤其關公的忠義仁勇等人格特質，展現(xiàn)出中華民族文化核心價值和傳統(tǒng)美德，這對現(xiàn)代社會的政治和社會運作，發(fā)揮著至深且巨影響。

其次，關公精神成為個人立身處世準則及典范學習榜樣。兩岸民眾皆能從關公文化及信仰，汲取其精神激勵力量及作為人處世奉行準則。關圣帝君已經(jīng)成為中華文化甚華人地區(qū)代表正義的化身，其個人舍身取義行跡膾炙人口。關公文化成為各地共同文化資產(chǎn)，例如其出生地位于山西運城，舍身后其頭部與身體分別安葬在河南洛陽和湖北當陽，此不應是各地方為爭取正統(tǒng)地位、或文化宗教旅游而相互攻伐，反應形成合作協(xié)力關系，共同弘揚關帝圣君精神。

各種階層或族群民眾也能從關公精神找到信仰依據(jù)，作為個人立身處世準繩。例如許多企業(yè)家標榜信仰關公為人重承諾及忠誠精神，但也有民眾供奉關圣帝君希望其正氣凜然能驅除邪魔妖孽，尤其關公被奉為“武財神”掌管天上財富，在臺灣社會特別受到警察、軍人及商人的供奉，“關公爺”名字儼然成為兩岸社會及華人世界“正義”與“忠義”的化身。

復次，兩岸關公文化交流，也因兩岸之間制度環(huán)境差異，產(chǎn)生不同宗教文化和實踐方式的異同。臺灣多數(shù)人口信仰道教或民間宗教，大陸長期推動兩岸宗教交流，包含舉辦兩岸宗教慶典、祭祀大典、神像遶境等，強調兩岸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大陸為臺灣神明的故鄉(xiāng)及源頭，并鼓勵分靈與追本溯源的宗教活動，此可彰顯臺灣宗教系出中國本源。

臺灣社會關公廟宇常常組團參與春秋二祭、生日慶典，在較大型的宗教交流活動往往接待對象以社會組織“弘道協(xié)會”成員為主，一般廟宇較難以個別身份前往大陸。幾乎是完全以“貴賓”身份進行招待，給與臺灣信眾“非常、非常禮遇”，助力于推動兩岸文化同源、宗教同宗，建立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凝聚兩岸命運共體意識。

再者，兩岸宗教信仰應學習其精神文明，而非掉入“迷信”神跡的宗教空想。大陸社會信仰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社會主義文明價值，在意識形態(tài)為“無神論”，對宗教立場一向采取規(guī)范態(tài)度，強調物質文化為核心的思想；因而，傳統(tǒng)道教信仰神祇，也漸從民眾的現(xiàn)代生活視野中消失。

而臺灣社會傳統(tǒng)道教“降駕”方式，固然成為道教神明與民眾接觸和溝通的方式，然“降駕”、“起乩”在一般臺灣民眾心中仍視為一種“迷信”，與現(xiàn)代理性化社會價值、思維框架似有悖離。換言之，若干宗教儀式即使在臺灣社會，也會被視為迷信宗教行為，而非正信。大陸則從文化角度看此宗教現(xiàn)象，許多宗教儀式活動，需要政府許可后始能進行，避免民眾受到盲目宗教信仰而失去理性思考。

最后，不應將兩岸宗教交流視為所謂“宗教統(tǒng)戰(zhàn)”，而是文化交流相融孕育文化共同體契機。2023年8月新北龍安圣殿關圣帝君在各界護送下，回到土山關帝廟；臺中圣壽宮關圣帝君琉璃圣像，亦在該宮廟信眾的簇擁下贈給土山關帝廟；土山關帝廟則將兩尊關圣帝君玉雕神尊圣像，分別回贈龍安圣殿和圣壽宮，護請回臺。兩岸民眾進行宗教信仰交流及共同祭拜神祇，頗有“禱祝華夏吉祥，祈佑兩岸隆康，共襄中華復興”之摯盼。此具有兩岸和平、國泰民安及民族復興之愿景。

同時，大陸許多關帝圣君文化及儀式活動，皆曾跨海來臺展現(xiàn)。兩岸關圣帝君交流活動絡繹不絕，2012年10月25日，高雄市新聞記者公會及中華道教關圣帝君弘道協(xié)會曾受邀山西參訪，臺灣民眾具釋、道、儒多元信仰，景仰崇拜關公所具“仁義禮智信”精神，故前往山西運城的“解州關帝廟”參拜，迎奉至臺灣繞境福佑。

另外，河南洛陽關林的關圣帝君神尊曾抵臺遶境、供奉，各地信徒隆重迎駕。從2015年10月8日開始，為期75 天，12月21日圓滿結束，以“忠義精神聚兩岸，河洛文化耀中華”為主題的洛陽關林關公圣像赴臺巡游交流活動。這象征著臺灣民眾對神明信仰之虔誠，及對關公精神之景仰，通過兩岸關公文化及其信仰體系交流，搭起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梁，發(fā)揮兩岸宗教同根同源屬性，共同創(chuàng)造累積兩岸“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最終成為維持兩岸關系穩(wěn)定之“和平資本”。

可以說，關公的忠義仁勇等人格魅力，不僅體現(xiàn)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與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同時，也可以作為現(xiàn)代人安身立命、設身處世之準則。忠誠正義精神既有其時代性，也有其現(xiàn)代性，應與時俱進成為現(xiàn)代公民素養(yǎng)內涵及生涯職涯發(fā)展所應奉行準則，“關公精神”已成為兩岸民眾共同話語及信仰模板。

進一步言之，“關公精神”的文化信仰資產(chǎn)，已從歷史性、地域性的文化資源，轉換成具現(xiàn)代性、民族性、普適性的文化資本符號，從“特殊性”轉換成“共通性”?！瓣P公精神”不僅僅只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chǎn)及社會景仰對象而已，在全球化時代來臨之際產(chǎn)生“共時性效果”及“示范性效應”，成為兩岸文化及“文化全球化”共享的資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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